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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如何打造后工业都市

发布时间:2021-01-25 10:16:34 阅读: 来源:橡胶地垫厂家

新兴经济体如何打造后工业都市

除了经济的全球化,上世纪90年代还见证了城市模式的全球化,一种后工业城市的新观念成为全球可效仿的观念。即使在那些后发国家,曾经是工业赶超引擎的工业制造业,也不再受到城市的青睐。驱动城市前行的新动力不是制造业,而是金融和生产服务业。而相对于那些不能忘情于制造业而在城市更新的路途上蹒跚前行的西方老牌工业基地,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城市表现出了主动打造后工业大都市的魄力与能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果不考虑此一成就是如何被分配的话。  随着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被逐渐整合进入全球资本网络,制造业甚至服务业从欧洲和北美的老工业城市向世界各地分散,这就需要新的全球性网络的关节点负责信息处理和控制功能。这种关节点型的城市以一个带有发达交通、电讯设施和办公空间的中心商务区为特征。除了管理和金融业外,一些辅助种类的服务,诸如广告、会计、法律服务等,也倾向于在商务区里集中。这种新大都市的成长的根本特征是从工业制造转向一种服务主导型城市经济。  这种转型建立在全球资本与新兴经济体内新商业精英的联盟基础上。在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看来,通过向新领域的地理扩张以及建构全新的空间关系来吸收剩余资本(有时是剩余劳动力)是很显著的,空间关系以及全球空间体制的建构和重建是资本主义“残存”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则指出,关于新兴后工业全球化大都市的这一观念从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开始在印度传播。班加罗尔据说是最有可能对号入座的城市,但海德拉巴很快也宣布了同样的权利。关于一个城市应该是什么和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观念,在印度的城市精英阶层中,已经到处都受到了后工业全球意象的深刻影响。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气氛与此不无关系,但远远更为有影响的因素是全球性城市意象,通过电影、电视和因特网,以及通过印度精英层比过去多得多的国际旅行,扩散开来。  这就引发了大卫·哈维在其《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里所形容的“空间秩序的变革”:空间和时间都是社会构造物,客观的但又是“社会的”时空概念必须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再生产之物质实践,以及新的价值分配方式。借由空间秩序安排而进行的社会控制的复杂性需要深入分析。通过物质建筑来固定空间性,创建具有稳定结构的空间,例证了协商的或强加的社会价值。新一轮全球化在城市网络中置入了全新的空间的概念,那是一种以合乎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的)价值观和精英控制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的概念。  城市对全球化力量的开放的影响是“深刻和广泛”的。印度政府的政策,在各邦以及甚至在各市政当局的层次上,直接受到了与国际经济接轨和吸引外资的紧迫压力的影响。政府的政策将最大注意力放在改善基础设施,以便为引进高技术和新兴服务工业创造条件。因此,制造工业正在被搬出城市的界限,财产法和租赁法被重新修订,以使市场力量能够迅速将拥挤和破烂的老城区改造成高价值的商业和居住区。  受到全球资本召唤或压力的不仅仅是印度的城市。亚洲很多城市都在竞争将自己建设成为重要的区域中心,利用世界城市的范式支持自己的战略规划方式。地方品质之间小规模的和细微的差异(其劳动力供给、基础设施和政治灵活性、资源、市场环境等)变得越来越重要。地方越来越关注它们“优良的商业环境”,并且地方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微妙,社区的形象塑造开始深嵌于城市间竞争过程。  在《面对巨变中的东亚景观》一书中,中国台湾学者黄宗仪描述道,着眼于促进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的上海的重点工业是金融、科技、资讯、传讯、交通等。要把上海变成全球资本中心,那些跟不上时代脚步的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得顺应全球化潮流而淘汰。因此,高度依赖劳动力或高污染的工业因为与城市未来发展走向与形象皆不符合,也就难逃经济达尔文主义的运作,被全球化三振出局。  在此过程中,空间秩序的重建再次发生:社会空间在既定社会构型的轨道内竞争着新的定义和意义。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时空性的社会构造不可能与价值创造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恢复外滩“十里洋场”的景观成为宣布拥有城市空间权的催化剂,随着政府机构的退出,资本不仅重新“占领”他们曾经被赶走的空间,而且试图重塑城市空间本身的客观社会性质,试图借此建立另一种社会秩序。  此外,浦东的发展造成黄浦江两岸黄金地段的供不应求。因此,浦西空间也无可避免地为了配合估计将快速涌进的外资而做各种改变。城市版图必须为了新的使用者以及资本流动而重新规划时,许多原来的工业或住宅用地变更为获利高的商业用地。上海内环路包围的106平方公里内三分之二的工厂区已于2010年前关闭迁移完毕。  外资扮演着都市重建的策略性角色,用混合住宅/商业项目取代旧式住宅区。城市需要外商投资提供资金,这使投资者在决策制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投资的数量可能并不庞大,但是这为城市的变化设定了速度和方向,并且在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态度上施加了极大影响。为了保证开发商的利润回报,当地政府允许开发者发展混合使用项目,从而改变了城市结构。  城市政府在竞争投资,境外投资者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而上海处在挖掘这一潜力的绝佳位置。因此双方在推动城市发展上有共同的利益。地方政府、外国投资者和当地企业联合作出城市发展的决策,这些参与者的运作框架是国家控制和市场要素结合的复杂体。投资者拥有资本,当地政府在市和区一级拥有土地资源、规划控制、地方知识、网络和获取土地、搬迁居民的权力。  《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的作者彼得·纽曼和安迪·索恩利对这种发展联盟的“鲜明特征”进行了解析:首先,这里没有市民社会的参与;其次,其更多在项目层面运作,而非全市层面;第三,联盟是暗含的和非正式的。国际资本虽然很有影响力,但并没有被“制度化”到中国的城市政治中。  或许这些特征解释了为何新兴经济体在“制造”后工业都市时比西方老工业基地拥有更多“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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